摘要：
... 1月31日， Vitalik迎来了他的30周年诞辰，在他“三十而立”之际，他发布了一篇名为《我的童年终结》的博文，共7章，内容涵盖了以太币技术、加密货币领域现状、未来币圈走向，以及颇具哲理的“生死”。
在最近的两年里，我的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历包括：在“骇客马拉松”上演讲、访问“骇客之屋”、参加蒙特内哥罗的“Zuzalu”。我遇到了一些人，他们都是我的同龄人，他们在不同的项目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的是组织者，有的是开发人员，比如加密审计，以太币的二级扩展，合成生物学，等等。Zuzalu组织的一个骨干成员是 NicolaSun，今年21岁，她在一年前请我去了韩国一个黑客的家里：大概有30个人，在我的印象中，我是那个屋子里年龄最大的一个。
我还记得，在我这个年纪，我被许多人吹捧，说我是扎克伯格这样的青年天才，能够改变世界。这使我感到有点不舒服，部分原因是我并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部分原因是我不理解，英语已经很好了，为何还要用德语来表达“神童”这个词。但是看着他们一个个都比我小，却比我走的更远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如果我以前是这样的话，我现在就不是这样的了。现在，我扮演的是另一个角色，这是一个由下一代人来继承我的旗帜的时代。
这是去首尔的黑客住宅的路线，时间是2022年8月。当时我不知道该去哪个房间，就和主办方联系了一下，了解了一下情况，然后就照了下来。当然了，骇客大厦最后也不在这条马路上，而是在右侧20多米的地方，一个更加醒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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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延长寿命”理论的拥护者（也就是为了保证人类的寿命长达几千年乃至几百万年而开展的医疗研究），我经常被问及：人生的真谛与有限的寿命密切相关吗？历史上，我下意识地反驳了这种观点：尽管在心理上，我们的确会更加珍视那些有限的或者稀少的东西，但是认为拥有一个漫长的人生不如彻底消失是荒唐可笑的。而且，有时候我觉得，如果永生真的很可怕，我们完全可以在增加“兴奋度”的同时减少寿命，只需选择去打更多的战争。非社交疾病患者如今对这个选项的坚决抵制，有力地表明，当生理上的死亡和病痛变成现实的时候，我们也同样会抵制它们。
但是，当我长大了，我认识到我没有必要争论这个问题。不管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或是无穷的，我们生命中的每个美丽的东西都是有限度的。你以为天长地久的友情，终究会在时光的雾霭中渐渐淡去。十年之内，你的性格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是坏事。你也许会搬迁到一座新的城市，然后又要从头开始了解你所居住的地方。政治思想是有局限性的：你可以为自己设定一系列关于高税收和公众健康保险的认同，但是10年之后，当你发现大家都不太关注那些事情，而是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觉醒”，“青铜思想”，“e/acc”上，你就会觉得自己被彻底抛弃了。
一个人的个性与其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10年之内，不但个人会发生变化，整个社会也会发生变化。在我以前的文章中，有一个想法上的改变，就是我不再像10年前那样考虑经济问题了。这种变化的最大部分是因为在我最初5年的加密生涯中，我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来研究如何从数学上论证出最佳的管理方式，并在最后找到了几个根本不可能的结论，这使得我明白了：1）我在寻求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2）在现存的不完善的体系中，决定成败的最关键的变数（往往是各个参与者小组的协作水平，当然也有我们常常称之为“文化”的东西），是我从来都不会在自己的模式中去思考的。
在此之前，我的大部分认知都来自于数学：在中学的时候，我经常参加各种数学比赛，而在我接触到加密技术之后，我也在以太币、比特币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上写了很多代码，我对每次出现的新加密协议都很激动，而在我的世界观里，经济学也是如此：它是一种数学工具，可以用来了解和改进我们的社会。所有的零件都很合适。现在，它们之间的匹配已经降低了。我还在运用数学方法对社交机理进行剖析，但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说明一般的行为，还不如说是为了提供一个大致的猜想，以便找出哪些方法是可行的，从而减轻人们在最糟糕的情形下的反应（在真实生活中，这一点往往是机器人所做的，不是人所做的）。如今，我在写作和思想中，常常采用与10年前完全不同的观点，甚至是我所拥护的相同的理念。
现代 AI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当我们与 AI交互的时候， AI可以用一种科学的、哲学的方法来描述“氛围”。
所有这些死亡，诞生，重生，不管是概念上的或是群体上的，都体现了人生的局限。即便是在一个我们可以活上两百年，一千年，甚至是与主序列恒星同样长寿的星球上，这样的生老病死依然会持续下去。如果你对生命的有限性，死亡和再生感到不满，那么你并不需要去打仗去增强这种感觉：你完全可以和我一样，做一个数码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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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s are falling in Mariupol”（字面意思是马里乌波尔城市上的大炮落下，推测 V的意思是俄乌之战）。
我至今还能回忆起，2022年二月二十三日晚7:20分，我坐在丹佛一家宾馆的客房里，紧张的注视着自己的电脑。在过去的两个钟头里，我翻遍了推特上的最新消息，并反复联络我的爸爸，他也和我一样担心，最后，他给了我一个命中注定的答案。我发了一个推特，把我的观点说得尽量明确，并保持关注。那一晚我睡得很晚.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后发现乌克兰官方的推特账户正在疯狂的呼吁人们为加密货币进行捐赠。一开始，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因为我很害怕这个账户已经被黑客入侵：一些人，或许是俄罗斯当局，在人们陷入恐慌和绝望的时候偷走了这些资金。出于“安全思维”的直觉，我马上在推特上提醒大家注意，并在网上搜索，看看有没有人能够证实 ETH的地址是不是真的。一小时之后，我相信这是真实的，于是我把我的判断公诸于众。一小时后，我的家人告诉我说，考虑到我的所作所为，我不应该回到俄罗斯，这对我的人身安全非常重要。
八个月之后，我看到了另一场加密世界的剧变：山姆.班克曼-弗里德和 FTX在公众面前的急剧下滑。当时，推特上出现了一张长长的“重要人物名单”，上面列出了一些人物的下落，还有一些还活着。伤亡比例很高：
SBF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它是 MtGox的一部分，也是此前数起扰乱加密空间事件的一部分。但那是我清醒过来的第一时刻，我立即认识到，在2014年，我曾经很舒服的跟随着的大部分密码世界的指引之光都消失了。
那些从远处观察我的人经常认为我是高度活跃者，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会成为“主角”，或者是“放弃大学”从事“计划”的人。但事实上，我并不是那种人。作为一个孩子，我所推崇的品德不是去开创一个与众不同的事业，也不是在某个时代展现自己的勇敢，我所推崇的品德是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按时上课，完成作业，并且取得99%的平均分。
我决定放弃上大学并不是因为我的信仰。这是从我早在2013年就做出的一个决定开始的，我打算在夏天的时候到瑞波公司做一个实习生。由于美国的签证问题，我没能成行，于是我和我的朋友、比特币杂志的老板米海·阿里西去了西班牙。在八月末，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在密码学领域投入更多的时间，所以我把我的休假扩展到了十二个月。直到2014年1月，当我在迈阿密比特币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以太币的介绍性演讲，并获得了几百人的热烈掌声，我才终于明白，原来我是真的决定要离开学校了。我在以太币上的大部分决策都是针对别人的施压和需求做出的。2017年，当我见到拉基米尔·普京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想过要和他见面；然而，如果是其他人提出来的，那么我就会马上回答：“当然可以。”
五年之后的今天，我终于认识到：我是一个将大屠杀的独裁者合法化的共犯，而且，即使是在这个秘密的世界里，我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悠闲地坐在那里任由“其他人”支配。
这两起事故，虽然在形式和程度上都很不一样，但却给我上了一个类似的课：我对这个世界负有责任，我必须自觉行事。无所事事，或以无人控制的方式生活，任由自己落入别人的算计中，并非是一种自动的、安全的、甚至是无可指摘的行为方式。我就是那个被赋予了神秘色彩的人，我就是那个被赋予了神秘色彩的人。如果我没有这么做，加密空间就会停止运转，或者由投机分子控制，那就是我的错。所以我决定从其他人的规划中仔细挑选，并且在我的规划中更加积极主动：减少与那些对我的合法性感兴趣的随意的权威人士的幼稚会晤，增加与 Zuzalu的接触。
2023年春天， Zuzalu国旗飘扬在意大利蒙特内哥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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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说说让人开心的事，或者说至少是有挑战的事，比如解一个算术难题，比在跑步过程中跌倒，膝盖出血，必须步行2千米才能找到医生（不，我就不细说了）；在把一张我兜里的 USB线卷成一团的图片转变成一种暗示着另一回事的网络模因这一点上，互联网已经显示出了自己的优势。
我以前提到了经济作用的改变，对激励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还有合作：我们都是群居动物，因此合作和激励是密不可分的），还提到了这个世界已经成为了“密集丛林”：大政府，大企业，大黑帮，还有其他各种“大 XX”将不断发展壮大，并且彼此间的交流也将更加频繁，更加复杂。我一直没说到的是，很多改变都会对加密领域自身产生影响。
加密空间是在08年下半年，世界经济衰退的余波中产生的。比特币主链上的“创世纪”区块中，有一段引述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 of British）的名言：
早期比特币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这类话题的启发。比特币是用来消灭银行的，这是个好东西，而银行是个无法承受的大石头，总是会引发经济危机。比特币是用来消灭纸币的，因为如果没有央行和它所发行的纸币，银行体系就不能生存，而纸币又可以印制钞票，用来支付战争费用。但是在那之后的15年中，公众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货币和银行上。什么才是目前最重要的？好吧，让我们来看看 Mixtral 8x7b在我的 GPU笔记本电脑上的运行情况：
没有提及货币，也没有提及银行，也没有提及政府的货币管制。贸易和贫富差距是全球关注的焦点，但是我认为，这些议题和解决办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比在电子生活中的应用要多得多。加密货币最初的“故事”变得过时了吗？
有两种合理的应对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我认为我们的环境也会从中获益：
提醒大家，钱和财务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在这方面做好自己的事情，去帮助那些没有被足够照顾的人。
我们的视野不仅仅局限于财务领域，我们还可以通过科技来建立一个更加自由、开放、民主的科技体系，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至少，我们可以为那些无法参与到现代科技发展大潮中的人们，提供帮助。
1中的第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密码空间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加密技术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真正分散的技术产业，其开发人员分布在世界各地：
来源：电气资本2023加密开发者报告
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甚至是居无定所的地方。此外，在了解低收入国家的加密用户的特殊需要，并创造出符合他们需要的产品时，非西方的开发人员通常拥有独一无二的优点。我和旧金山的很多人聊过，我很清楚的感受到，在旧金山，人们只把 AI看得很重要，因为旧金山是 AI之都，所以旧金山才是重点。“所以，维塔利克，你怎么到现在都没在湾区安家落户，也没去办理O1的工作许可？”加密并不一定非要这样做：世界很大，只要到阿根廷，土耳其或者赞比亚走一遭，就能让我们意识到，很多人在获得资金和财务方面还存在着重大的困难，而我们也有可能在用户体验和分散化之间取得平衡，从而找到一条可行的出路。
另一个想法是我在不久前的文章中提出的，“重新把以太币变成加密朋克”。在我看来，以太坊社区应当扩展它的范围，不要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货币上，也不要把它变成“有价值的网络”。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完全分散的科技集群，就像硅谷的传统科技集群那样，就像中国的科技集群那样，在各个层次上与集中化的科技企业进行较量。
在第一次共享时，请使用上面的技术储备表：
在我的文章发布之后，有些读者向我提起了这套技术体系中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民主管理技术：也就是使大家一起做出决策的手段。这是集中式科技所不能做到的，因为它假定所有的企业都是一个首席执行官在运作，监管也是...嗯...一个董事会来做。过去，以太币一直得益于简单的民主管理技术：2016-2017两年间，由于 DAO的分裂和发行数量的下降，出现了一些颇具争议的决策，当时上海的一个小组开发了一个叫做 Carbonvote的工具，让 ETH持有人对这些决策进行表决。
ETH在 DAO分叉中的表决（英文）
投票基本上是建议性质的：并不存在确定结果的硬性约定。但这有助于让核心开发人员在实践 EIPs时更有自信，因为知道公众会支持这些 EIPs。如今，我们能够获得的社团会员身份认证远不止是一个代币： POAPs, GitcoPass积分， Zu印章等等。
将上述要素结合起来，我们就能看出密码世界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它将更符合21世纪人们的关注和需要：创造一个更加全面、可信、更加民主、更加分散的科技体系。零知认证是其中的关键，因为它拓展了我们所能使用的技术，使我们能够跨越“匿名因而不可信任”和“已认证且 KYC”这种伪二分法的界限，来证明我们的身份和所享有的特权。这样，我们就可以同时处理好真假和操控的问题，也就是“外面的大哥哥”和“里面的大哥哥”，也就是隐私的问题。这样一来，密码学就不只是一个财务方面的问题了，而是一个能创造出更先进科技的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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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不仅仅是讲述一个故事？在此，让我们回顾一下3年前我在文章中提到的几个问题：激励的可变性。对于激励，人们往往抱着过于经济的观点，或者说，至少是一个能够解释和分析经济激励的激励理论，而把其它的都看作是一个我们所说的“文化”的黑盒子，这样的人往往会对这一领域感到迷惑，因为许多行动看起来和经济激励是矛盾的。用户并不在意分散，但是，很多时候，项目还是会试图分散。“一致取决于博弈理论”，但无论是比特币还是以太币，成功的社交活动都能让人们远离占统治地位的采矿和抵押。
最近我发现，我从未看到有人尝试建立一个描述“按预期”运行的加密空间的基本功能图，并尝试将更多参与者和动力纳入其中。现在，我来做个简单的实验：
从根本上说，这幅图是50/50的混合，一半是理想，一半是“现实描述”。其目标是说明在一个生态系统中，这4个要素是怎样互相支撑，共同生存。在实际运行中，很多密码体制是所有这4个领域的组合。
这4个部件中的每个部件对总的系统具有重要的作用：
代币持有人和 DeFi的使用者为 DeFi的整体融资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这也是 DeFi能够将诸如协商式算法、零知识验证之类的技术推广到产品层面的关键所在。
思想家们提出了想法，并确保了该领域确实在做着有益的事情。
工程师们填补了这个空缺，努力开发出能满足客户需求的软件，并且把这些创意变成了实际的产品。
务实的使用者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四个小组都有一个复杂的激励机制，而激励机制又通过不同的复杂方法与其它小组相互作用。与此同时，“功能失调”的情况也出现在不同的人群中：有些人使用的是剥削型软件，有些人使用 DeFi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强化利用型软件的联网效果，有些人更倾向于依靠集中式的化学流程，有些人则是陷入了理论的泥沼，只知道将一切都归咎于人的“不一致”，却忽视了财务奖励（以及取消奖励带来的“用户不便”）的重要性，它们都是能够并且应当得到改善的。
通常情况下，这些团体都会彼此取笑，而我也会偶尔加入。一些区块链计划正在试图从幼稚的，乌托邦的，让人分心的理想中解脱出来，并将重点放在实际的运用上。有些开发人员看不起自己的代币持有人，也看不起他们想挣钱的迫切愿望。另外，有些开发人员轻视务实型用户，并倾向于在方便的时候使用集中解决方法。
但是我想，这是一个促进这4个团体相互了解的好机会，其中的每一个团体都了解到，它们的未来取决于另外3个团体，都尽力控制它们的过分举动，并且都意识到，在许多案例中，它们的梦想并非如它们所想的那样难以实现。我认为，在“加密空间”中，以及在与其有着相同价值观念的邻居之间，这才是真正能够实现和平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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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货币全球化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给了我一个观察不同地方的亚文化的窗口，并了解他们是怎样与整个加密世界相互作用的。
2014年，我首次来到中国，那时一切都充满了希望，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交易中心的雇员数量比美国还多， GPU和 ASIC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还有那些成百上千万的用户。同时，硅谷与欧洲，这两个长久以来都是这方面的主要理想国，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 Ebitra的发展之初就是在柏林进行的，欧洲开放源码的文化催生了很多早期的想法，比如将 Ebitra用于非金融领域。
以太币的体系结构以及它的两个非区块链的姊妹协议—— Whisper和 Swarm——在盖文伍德的很多早期的讲话中都提到过。
加密货币的另一个早期萌芽地区是硅谷（我是说旧金山海湾地区），那里充斥着理性主义、高效利他主义以及超人类主义的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想法都很新奇，而且和密码学紧密相连：很多对这些想法有兴趣的人同时也对密码学有兴趣。
在其它地区，将加密货币用于每天的支付已经成为了一个热点。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很多地方可以使用比特币进行付款，日本的侍者也可以用比特币作为小费：
自那时起，这些群体发生了很多改变。此外，中国还对加密货币进行了几次打击，这让新加坡成了众多开发商的避风港。硅谷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本质上属于同一个小组的理性主义者和 AI开发人员，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于2020年披露了斯科特•亚历山大的身份之后，形成了各自独立的阵营，在人工智能的未来道路上形成了乐观和悲观的对立。以太币的地区组成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在2018年，为了证明权益，引进了一批新的小组，虽然这主要是因为加入了新的小组，并没有淘汰老的小组。死，生，重生。
还有很多值得注意的社区。
2016年、2017年，我第一次到台湾旅游，感受到了当地民众的自我管理和乐于学习的精神。无论何时我在撰写文件或者博文，我都会发现不到一天的时间，人们就自发的组建了学习小组，并且在谷歌文件的每一段都激动的做了注解。最近，一群台湾数码部门的人也对格伦•威尔关于数码民主与“多元性”的观点表示了类似的关注，并且迅速在推特上贴出了一份这方面的全面思路图（其中包含了大量的 Ebitra程序）。
保罗·格雷厄姆在书中写道，各大城市都有各自的特点：纽约：“你得挣得越多越好。”在波士顿"你真该把那些东西都看一遍"；在硅谷里，"你应当更加坚强"。当我来到台北的时候，我脑中浮现的是这样一句话：“你要找回你的高中时代。”
格伦•威尔和奥黛丽•唐在台北的一家名为 Nowhere的书店举办的研讨会上发言。4个月之前，我在这家书店作了一场有关社群记事的讲座。
这些年来，当我到阿根廷旅游的时候，我对那里的人们对于开发和运用 Ebitra以及更为广泛的加密世界中的科技和理念的热情和决心感到震惊。如果说硅谷是一个充满了对美好前景的憧憬的尖端，阿根廷就是一个在面对目前的种种困难时仍能保持活力的前沿：对于阿根廷来说，目前的困难就是高通货膨胀和与国际金融系统接触不多。在阿根廷，人们使用加密货币的程度远不止于此：比起旧金山，我更容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被认出来。这里也有很多当地的建筑商，他们把务实与理想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为人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服务，不管是在加密货币和法币之间的兑换，或者是在拉丁美洲的以太币网络上的改进。
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一位朋友一起喝咖啡，我们使用 ETH支付。
还有更多值得提及的例子：迪拜的全球化、高度国际化加密社群；遍布东亚、东南亚的 ZK社群；肯尼亚生机勃勃、讲求实效的建筑社群；科罗拉多州致力于公益事业的太阳能朋克社群。
最后， Zuzalu终于在2023年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漂亮的移动子社群，它将会在接下来的数年里自己繁荣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被“网上民族”这个概念所打动：文化和社群并不仅仅是被维护和保护的，也是能够被主动创建和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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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在成长中都要学习很多课程。对我来说，其中一些经验包括：
贪婪并不是自私的惟一形式：许多情感，如胆怯，懒惰，怨恨，都会带来很大的危害。贪婪是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寻求社会地位常常与渴求财富和权利同样具有破坏性。这对成长于加拿大的我而言，是一次重大的认知提升：我从小就知道，对金钱和权利的贪欲是一切罪恶的源头，只要我不去贪图它们（例如，尽量降低 ETH最大的五位“创始人”的股份），我就尽到了做人的义务。很明显，这样做是错误的。
你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不必用复杂的科学理论去证明你喜欢的东西确实是最好的。我一般都是功利主义者，而且我也发现，功利主义常常受到不公平的诽谤，人们把它误认为是麻木不仁。但我想说，过分的功利主义有时候会使人们误入歧途：你不可能在多大的范围内改变你的喜好，而且，如果你过分强迫，你就会给你所喜爱的东西找借口，说这些东西对全人类都是最有好处的。这往往会让你尝试去劝说他人采纳那些不合适的意见，并因此产生一些没有必要的矛盾。另外一个经验就是，有些人也许和你不合适（工作、友情或其他方面），但是这不代表他就一定不好。
习惯的威力：我对自己每天的目标都做了一定的限定。例如，在“尽力而为”的同时，我每个月会尝试一次20 km的长跑。那是因为只有你真正能做到的，才是真正的好习惯。如果一件事情很难坚持下去，那你就不做了。作为一名数码旅行者，我每年都要跨越好几个大洲，坐几十趟飞机，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是固定的，而且我也得接受这个事实。不过，《多邻国》的这种游戏式的方式，即每天坚持“连胜”，的确让我受益匪浅。要作出正面的决定是困难的，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你的思想进行长期的改造，让你的思想在潜意识里形成一种新的行为方式。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长的课程清单，而我也有一个很长的课程清单。然而，只从他人的经验中学习到的知识非常有限。因为这个世界正在快速的改变，由他人的经历所获得的经验正以更快的速度过时。所以，大部分时候，缓慢的、从自己的经历中学习是无法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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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物——大至社区，理念，具体“场景”，国家，小至企业，家庭或人际关系——都是人为的产物。即使是在非常罕见的案例中，你可以编造一个从18个部落的人类文明开始就已经存在的合理的故事，但是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候，总是会有人想要把它写下来。这些东西都是有限度的，并不只是因为它们是这个世界的一部份，而是你经历的一部份，是因为真实的潜力和你对它的理解和理解的结合。当一个社区，一个地方，一个场景，一个公司，一个家庭逐渐消失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创建一个全新的社区去取代他们。
2023年对我来说，是一个看着很多事情在时光的河流中慢慢消失的年份。世界在快速的改变，而我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也在改变，而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也在改变。有一种死，一种无可避免的死，它会一直陪伴着我们，甚至当我们的文明最终消灭了人的生理老化和死亡的时候，但是也有新的生命和再生。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保持积极的态度，并且尽可能地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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